赵大年：因为哥哥夭折了，父母起此名是希望我能长大成人。我来到人间的第一件事是放声大哭，父母和助产士都很高兴，说这小子嗓门挺大，却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哭，是因为出生于“九·一八”事变之后——1931年11月14日——命中注定了我有一个苦难的童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我六岁就当了小难民，逃离北京，频频辍学，流离失所，十四岁已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住过山洞窑坑，吃过草根树皮，见过饿殍当道，哀鸿遍野……后来，我把这段亲身经历写成长篇小说《大撤退》。我十八岁参军，历任文工团员、文化教员、宣传助理员，多次立功，却“不听话”，所以“一员到底”，革命五十年，最高军衔少尉，最高职务团小组长，历次政治运动都挨整，从来没整过别人，不是不想整别人，是没缓过手来。自幼热爱文学，十九岁发表小说，最伤心的事情是“反右”之后丧失写作权利二十年，真想大哭一场，又想起出生时已经哭过了，就不必再哭。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成了“拼命三郎”，什么都写。已发表五百万字。当了专业作家。争取再写二十年。下文摘自《百年烟雨图卷一》，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本文作者赵大年。
到今年3月，我和女兵小范构筑爱巢已经四十二年了。人老了是不是就喜欢怀旧呢？这大概是很自然的事儿。譬如，在这世纪之交，欣逢兔年，我一看见兔儿爷的形象就想笑——此中有我夫妻间的小秘密：热恋的时候，我俩在田间散步，看见两只小白兔，我夸它：“红眼睛，三瓣嘴儿，长耳朵，短尾巴，真可爱！”没想到这也能惹起小范的嫉妒心：“我比你的兔子更可爱！”“对呀，当然是范兔子更可爱啦！”我把她抱在怀里，而且从此之后就偷着叫她“兔子”。所谓偷着叫，就是背着外人，后来背着女儿，再往后还背着外孙女，一直叫到今天。
君不知，这兔儿爷的法力有多大？当我们夫妻间发生争吵的时候，叫一声兔子，就能风平浪静。当她撞车骨折，疼痛难熬的时刻，叫一声兔子，就能止痛。当我被打成“反革命”的时候，叫一声兔子，她就能勇敢地挑起养家和教育孩子的两副重担。四十二年不是很短的概念，风风雨雨，相亲相爱，相依为命，相濡以沫，我和老伴儿正在向着金婚迈进。在这把年纪回忆一下自己的婚礼，也许是有趣的——那是一次令善良正派的好人感到惶惑，令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深感内疚，令今天的青年人感到诧异的奇妙婚礼。
先说，我申请结婚，费过一些周折。那时我是某师政治部宣传科的少尉助理员，就是所谓“臭参谋、烂干事”的那号宣传干事。不过敝人也有优点，喏，身高一米八，肩宽腰细腿长，上身像个倒三角，浑身硬肌肉，一绷劲腹肌呈八块，像个乌龟壳，师里篮球代表队的后卫，足球队的前锋；曾经是军文工团出名的歌剧演员，合唱队领唱，爱好文学，十九岁就发表短篇小说，于是又当了创作员，在朝鲜战地创作的小歌剧《一家人》、歌曲《坑道之歌》，荣获志愿军汇演甲等奖；而且1954年凯旋归国时还是功臣代表，胸佩四枚银质军功章，到学校和陆军医院去作报告，开联欢会，要是唱歌，头一嗓儿就获满堂彩，真不知迷住了多少女孩子。虽然无法统计，倒是经常收到她们主动寄来的信和照片，尤其是那些女军医和女护士。我也曾夸口：“屁股后边少说也追着一个女兵排”。
那是1956年的大气候，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甚佳，中央提出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我辈小“布尔乔亚”也沾光，共青团还号召我们这些青年军官在周末都穿上花衬衫，遑论人家善于怀春的女郎乎！在这种情形下，我自己选中了陆军医院美丽的女护士范季华。
恋爱一年，我向组织科递交“申请结婚”的书面报告（虽有《婚姻法》，但军官还得经过领导审查批准之后，拿着介绍信方可去地方政府登记结婚）。政治部派一位科长找我谈话，说我“年轻有为，前途光明”，而女方的社会关系复杂，主要是她父亲毕业于香港大学，解放前当过长江航道局的总工程师，后来又参加了九三学社，属于“民主人士”，他的社会关系自然也是他女儿和未来女婿的社会关系，而我又不可能“说清楚”，对将来“入党、提级”都会产生不利影响。科长代表组织规劝敝人“慎重考虑”。我的回答特别简单：早就考虑好了。
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而我的态度就是属于那种所谓的“不听话”。
科长是怎样向政治部主任汇报的，我不知道。也许他说得相当委婉，或者对我的前途已失去信心，总之，领导上批准了我的“结婚报告”。
此时正值1957年。谁都知道那一年国内发生了什么事。而我的“终身大事”就像“放屁打鼓”一样赶在了点儿上。
我和范季华沉浸在爱河中。高高兴兴地到地方政府领取了结婚证书。陆军医院在湖南耒阳县城的蔡子湖畔拨给一间民房借给一床一桌两条板凳。我骑自行车从营房驮来一条军被。再就是花一元二角五分钱买了个玫瑰色的花瓶，由范季华去山坡上采摘她最喜爱的白色栀子花。
护士小范的外号叫“范大兵”，因为她不会打背包，一次军事演习时，她刚跑出宿舍，背包就散了，衣物撒满地，挨了批评：“你哪儿像个兵啊！”由此出了名。她的另一个外号是“饭桶”，因为这位总工程师的小姐十五岁就参了军，什么事也不会干，正在青春发育期，饭量却不让他人。这些事我都觉得可爱，何况她还是陆军医院里最漂亮的姑娘哩——至少在我心目中是最漂亮的。
准备结婚为什么不多买点儿好玩艺儿呢？是没钱吗？不。当时我一个月的薪金加上给师部军官讲理论课的课时费将近百元，而一碗鱼肉米粉只要八分钱。只因时尚不讲排场，以铺张浪费为耻，而我辈小知识分子更是自命清高，“范大兵”做新娘连一件新衣裳都没买。我连一只皮箱也没有，用的是百货公司的纸箱子，却按月寄钱，供着两位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复员的战友上大学。
一切准备就绪，婚礼在周末的晚饭后，不摆酒宴。我的父母早已过世（这也是“饭桶”爱我的因素之一，婚后不用孝敬公婆），弟弟远在新疆部队，不存在通知亲属的麻烦。“范大兵”有个后娘，后娘就会造就出个“后爸爸”来，所以她也不通知亲属。只是邀了双方的战友，而且，花生瓜子、糖果香烟，皆由战友们自己带来，也就免去了“随份子”送礼的俗套。
就在举行婚礼的这天——星期六，早晨刚一上班，宣传科李科长通知我参加政治部全体干部的批判大会。我心里咯噔一下，真不巧，今天是敝人大喜的日子呀，新郎官怎么好意思发言批判别人呢？
万没想到，受批判的竟然是我！
一开始“火力”就很猛。我毫无思想准备，脑袋胀得像个笆斗。听了若干捕风捉影的“天方夜谭”和莫须有的“罪状”之后，我认定这是一场“预谋”的突然袭击。只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出生入死的战友，为什么要这样做？要达到什么目的？最使我伤心的，是这些朝夕相处的亲密同志和我的上级，怎么可以信口雌黄，脸对着脸地瞪眼说瞎话呢？就算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或“胜利果实”呢？陷害同志，就不怕日后问心有愧吗？
我的脑袋完全乱了，胡思乱想，乱到极点也就变成了一片空白。会上究竟“揭发批判”了些什么，反而听不见了。
中午休会，我顾不上吃饭，赶紧给妻子打电话：我挨批判，推迟婚期。
可怜的新娘，只有二十二岁，她哪经过这种阵势哩！吓得直哭，问我：今后还能不能再见面？
下午继续大会批判，“火力”依然猛烈。敝人照样什么也听不进去。散会时，宣传科的李科长说了一句：“赵大年今天不结婚了，大家别去啦。”
这话惹得政治部主任发了脾气，用他特有的南腔北调大声说：“赵大年，乱弹琴！为啥子不去结婚呀？你的结婚报告是我批准了嘛！订了好日子，新郎官开小差，新娘子会伤心的。听话！按时去结婚。大家也要去参加婚礼的嘛。”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又没顾上吃饭，赶紧给妻子打电话：按原定时间举行婚礼，赶快通知你那边的战友们。
“范大兵”被我彻底闹懵了，满腔哀怨也只能忍气吞声。一经登记，她就是我法定的妻子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敝人此时也无法向她多作解释。
古城耒阳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蔡子湖是东汉蔡伦造纸的沤麻池，现有十亩水面，长满莲叶荷花，环湖垂柳，风景宜人。陆军医院借给我们的“洞房”就在湖边，婚礼在堂屋和天井里举行，可容得下百把人。
我提前十分钟赶到。“范大兵”的眼皮微红，是下午哭的。我俩互相看了一小会儿，彼此穿的都是洗得过分干净的绿军衣，露出好看的浅蓝色和白布丝。来不及作解释，女方的客人们就到了，没人询问推迟婚期又按时结婚的原因，我也只能跟客人点头、握手。紧接着师政治部的战友们在李科长的率领下也骑车八里，从营房赶到新房。看见他们，我就更不说话了。
没有座位，百多位客人全都站在堂屋和天井里，只有两张方桌上堆满了大家带来的花生糖果。我和妻子也站在大家当中，不知道这婚礼该如何进行。幸亏宣传科的几位战友在路上临时商量了几句，便有人挺身而出当了司仪，在他强作欢笑的呼叫声中，新郎新娘相互三鞠躬，又给来宾三鞠躬，然后是主婚人讲话。
女方的主婚人是陆军医院的院长，他说医院多了一名球员女婿，今后再跟师里赛球，就要考验我的立场偏向哪一方了？他的讲话虽然博得一片掌声，却并不重要。男方的主婚人就是我们宣传科的李科长，他是代表师政治部领导讲话的，双方的宾客包括我和新娘在内，都要听听他讲些什么，听他“定调子”。
李科长说了一些祝贺的话。重要的是，他口口声声称呼“大年同志”——当年非常强调“划清敌我界限”，既然是“同志”，我的“问题”也就属于可爱的“人民内部矛盾”了。当他说到“这是一对革命的好夫妻”时，堂屋和天井里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新娘哭了。我还看见，白天猛烈向敝人“开火”的战友们大都红了眼圈儿，那些最富同情心的女医生和女护士，则纷纷落泪。
朋友们知道我是文工团出身，要我唱歌。俗话说：饱吹饿唱。我到此时只吃过一顿早点，肚子空空，足以扩大胸腔共鸣箱，正好唱歌。何况“范大兵”倾心于我的原因之一就是迷恋这动听的男中音哩。我一连唱了好几支革命歌曲。
这奇妙的婚礼，气氛毕竟过于严肃了，以至闹洞房之类的节目统统取消，客人们匆匆散去。扫地，插门。妻子这才发问：
“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我什么错误也没有。”
“那为什么要开大会批判呢？”
“鬼才知道。”
“那，他们批你什么呢？”
“鸡毛蒜皮。”
“政治部开大会，只为鸡毛蒜皮？”
“我从小就是个‘记吃不记打’的好孩子。六岁离开北京，冰糖葫芦，栗子面的小窝头，豌豆黄，驴打滚儿，那么多好吃的，什么滋味儿，至今记得一清二楚；可是，今儿个白天，他们揭发批判我的那些恶言恶语，我已经把它忘到爪哇国去了！”我也难以控制感情，提高了声调：“为什么要记住那些卑鄙肮脏的语言呢？如果一定要记，谁往别人身上泼脏水，就让他自己记着吧！人嘛，总有一天会良心发现，或者等着半夜鬼叫门！”
“我理解啦……”妻子见我发了火，不再多问。
这就是我可爱的新婚之夜。第二天——星期日，敝人凌晨5点起床，骑车八里路，赶回师政治部去继续接受全天大会批判。
1957年，敝人未被戴上“右派”帽子，继续留队当助理员。然而我这铁打的汉子病倒了，肺病，住进陆军医院，“范大兵”常常折一枝洁白的栀子花，插在我床头柜上的花瓶里——这玫瑰色花瓶是我花一元二角五分钱买的唯一的结婚纪念品。
1958年“反右补课”，敝人仍然未被“补充”进去。但也并不轻饶，给我来了个“光荣”复员，实际上是“清洗离队”。妻子“范大兵”受我牵连，也做复员“处理”了。
最痛心的，是此后二十年丧失了发表作品的权利。
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在劫难逃，敝人终于被打成了“漏网右派”。
敝人受“群众专政”、监督劳动的时候，只要风声一紧，譬如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或者外国要人访华，召开重要会议，“专政小组”都要勒令我辈固守“牛棚”，不准乱说乱动。每逢此种日子，我那可爱的“范大兵”都会买几包香烟，前来探视。她再不是“饭桶”小姐了，独力支撑着被抄过的家，抚养着两个刚上小学的女儿，根本不再问我“犯了什么错误”，而是说：“彭老总、贺老总都挨批斗，大年，你什么也别怕！”
“我当然没什么可怕的。”
“我倒是怕你经不住考验，不负责任地揭发别人。”
“放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呀！”
任何事物都可一分为二。这些政治运动对我至少也还有一条好处，就是大大加深了我们患难夫妻牢不可破的感情。
好在我这“漏网右派”是造反派定的，不久，造反派失宠，我也就“解放”了，无需平反，无案可翻，但需下乡劳动，改造思想，以焕发革命的青春。遗憾的是，我这思想改造过来改造过去，还是想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在我结婚的日子召开批判大会？既然批了个底儿朝上，为什么又让我“漏网”了呢？
据说，老年人的经验是财富。“贫贱夫妻百事哀”是我们家的财富。时代进步了，我的女儿，一个在国外读书，一个当导游，都不顾家，也不懂得“极左”是何物？很可能丢失这份财富。我年过花甲尚未退休，还靠老伴儿支撑着半边天呀！
